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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愤怒：揭开西路军兵败的历史悬案(图) [2008-3-17 12:27:3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
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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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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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犯错肯定是要兄弟背过的，古往今来皆如此也。#15
但是，张国焘的夺取西北，并不是要去同中央会合，仍然是以“我”为中心自行发展。
决议大纲说：“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说明了他的北上自有打算。
红军西路军的悲剧，在这时就已经被张国焘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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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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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 西路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之前的1936年8月12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指出：根据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东北军与我们联盟，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党中央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制定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要点是：在9月底以前，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待部队整理后，分别由有力一部攻击陇西和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10月和11月，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担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的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日运动，使之进到更高的阶段。
22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四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彭德怀在前方接到电报后，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并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须渡河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
26日，彭德怀复电张国焘，劝其放弃西进计划。指出：渡河做准备工作，会使胡宗南及青海马部有先机控制兰州到西宁段湟水、黄河北岸，和据守庄浪河、大通河数点的可能；由于天险限制，四方面军决战不易，王均、毛炳文及川军等向洮河压迫，四方面军将被束缚于洮河、黄河、湟水之间，虽然西面背靠青海较安全，但属藏族和雪山草地，没有发展余地；而且这样会脱离目前政治形势，影响一、二方面面军行动；四方面军虽然待冰期到后可能北出凉州(武威)，但现在离冰期尚远，胡宗南在冰期前即可集中兰州，巩固凉州、永登封锁线，
乘我四方面军立足未稳时对付之；所谓岷县留部队吸引胡宗南部，实际不可能。
9月8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你们依据这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9日，张国焘不听中央和彭德怀的劝阻，命令红四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先西渡黄河，接着主力跟随西进，遂行其“西进计划”，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1936年的9月上旬，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令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进，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的毛炳文向陇西集结；令位于天水、秦安、武山地区的王均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孙震的第41军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到武都、西和一带；令宁夏军阀马鸿逵部和在固原及其以北地区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对进。
当时，中革军委为阻止和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军西进，提前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9月13日制定了《静宁战役计划》，其中，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指出：“不让胡部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张国焘拒绝执行这一计划，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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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国焘却力主红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
1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
9月16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以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开了3天，朱德、陈昌浩等多数同志反对张国焘西进青海，继入甘西的主张，决定继续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18日，红四方面军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张国焘反对会议的决定，他于21日赶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国焘讲了他的想法，他认为：陕甘北部地区粮产不丰，人口稀少，不可能为大部队解决粮食，主力向河西、兰州以北地带开进，既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又吸引了胡宗南部，减轻了一方面军的压力，还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意图，对于方面军的粮食问题也可以较好的解决。漳县会议推翻了西北局会议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掉头西进，“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
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着重讨论宁夏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等出席会议。毛泽东做了发言，他说，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三州等
坚固城池。……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2页。）
9月21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指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
22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和军委、红二方面军领导人，报告了张国焘等推翻静、会战役计划，坚持西进的情况。并声明：“(周)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同时，他一面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反对；一面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时停止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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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闻悉，于9月25日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6页。)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6—587页。）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西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将先据乐都，切先据永登、凉州，遮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7页。）
同日，毛泽东同林育英、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同日，毛泽东与林育英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一定钳制之。
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武断地说：“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560里，敌决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国焘等，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和则力厚，分则力薄；和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可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歼敌，则万无一失。……务请朱、张、徐、陈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7—588页。）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并号召：“一、二、四方面
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国焘，严厉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指出：兰凉线虽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同日，毛泽东等又电告张国焘：宁夏人口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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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张国焘等向四方面军发出指示：“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与一方面军会合”。
9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应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
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中共中央得悉红四方面军回师北上，立即致电朱德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9页。）
30日，红四方面军分5路纵队，开始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等地前进。但由于延误了进占该地区的先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已相继赶到，中共中央和军委制定的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目标的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10月3日，张国焘等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争取在靖远附近于结冰前西渡黄河，尽量避免同敌人决战的主张。并拟以红四方面军1个军出靖远抢渡。
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令先头部队第30军预备木板造船，做西渡黄河的准备，并令后卫部队第5军节节抵抗敌人，向会宁引退。
10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同时，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问题后，调集几十万大军组织“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安至兰州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张学良把蒋介石这一计划通报给中共，提议红军应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
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敌我双方情况，决定提前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红四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有力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地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红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尔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并威胁胡宗南部侧翼，迟滞其西进，再后准备以主力或一部接替红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的防务；红一方面军主力应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地区休整，红28军、29军集中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察宁夏情况。
中央要求：11月1日前，各部注意休整、补充、扩大，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2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对10月份作战纲领表示“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三个方面军会合后，为统一作战指挥起见，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名义，依照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的报告，朱、张两总对三个方面军的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革军委一份，以便密切前后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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